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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國含瘦肉精豬肉想強行入關的作為,激起民眾高漲的抵擋情緒,地方政府在豬農的壓力下更紛紛祭出零檢出的法碼。除了零檢出,我們可以「風險智商」作另類的思考角度。

國際經濟和貿易是一個合作分工的競合世界,而不是相互對峙的零和遊戲。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員,當然要依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規範行事,不然我們也會受到報復及損害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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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管理的典型是決策於未知之中,因此,它對不確定性的認定更講求方法論及認識論。如果我們針對瘦肉精零檢出,根據風險選擇的現狀、潛在收益、潛在損失和輸贏的概率算出的期望效用為正,那麼就值得我們暫時壓制憤怒的情緒。

當然,人身的健康安全是所有政策的第一考量。不過,禁止進口並不是抵擋風險的唯一工具,訊息透明、產地標示、多重選擇和愛國情緒都是可用的良方。過濾器選擇我們不能只在零檢出上作文章,同時得考量其他的利害得失。

「最後10%的風險」是公共安全中最頭痛也難為的問題。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說,要清除最後的10%風險,卻會付出與之不相稱的高昂成本,有時甚至會帶來風險更多的負作用。我們可參考哈佛學者桑斯坦所提的風險規制,他認為風險當然要加以預防,但預防應有合理的邊界,不能因為零風險的無限上綱,而導致社會恐慌和政策癱瘓。

涉及風險的公共政策難為在於,專家講求的是概率和效用,而民眾在意的是安不安全。理性和感性兼具,總體和個體並顧的社會溝通是超越對峙障礙的捷徑。面對美豬開放與否的決策,我們何妨先收起互貼標籤的行為,以及先定是非的心理偏執,共同靜下心謀求各方其美之計。(作者為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理事長)

(中國時報)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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