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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年春天，文化大革命30周年的時候，我曾詢問住在北京的台籍人士江濃：可不可以做一個「台灣人與文革」的專題，訪問在大陸的台灣人，談談他們在文革中的遭遇。他沉思良久，未置可否。
江濃是一個典型的台灣知識分子。1945年他從台大醫學院畢業，已經是一個準醫生了。可他不甘心。就像許多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一樣，他能夠選擇的不多，醫科是最佳也是最符合家族期望的選擇。但他內心裡有一個人道主義的理想，一直尋求實踐的機會。日本的戰敗，給了他讀到滿洲國的中國情況報告書的機會，他因此認識了另一個紅色的中國，而決定踏上追尋革命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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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6年，他以第1屆公費留學生的身分，棄醫從文，赴上海復旦大學讀新聞系，一切從頭開始，甚至投身於反國全戶濾水器民黨的革命洪流之中。
文革時，他是台灣人，又是日本殖民地下的子民，所以有「雙料特務」的嫌疑，被關押了好幾年水塔濾水器，其中有1年多的時間是單獨監禁。那是最難熬的時光，但他都走過來了。我想訪問的是台灣人在狂風暴雨的文革中，那些難以為外人道而且和大陸人不同的故事。
然而幾天後，他給了我答覆：不好做。因為他去問了一些台籍的朋友，人人一想到重新回憶文革，就充滿不堪的記憶。如果要把自己受迫害的遭遇講出來，一定會波及到其他的台灣人。因為文革的時候，是鼓勵人們互相批判、互相出賣、互相攻擊的。唯有台灣人了解彼此的歷史，才能出賣台灣人。
「那一段歷史如果都挖出來講，會變成我被誰出賣，但我也出賣了誰；我被誰誣陷，卻也誣陷了誰。我們台灣人互相揭了瘡疤，打得死去活來。如果都講出來，等於把仇恨再找回來，以後都沒辦法相處了。」江濃舉了一些名人為例，婉轉地說出他們彼此的傷害，很誠實的對我說：「揭開來，大家都很不堪啊！」
「我們現在都逐漸淡忘，就這樣放在心底，忘了吧！」談起文革，我總是無法遺忘那些深談到午夜的時刻，他靜靜抽著菸說：「都過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否則很多人都沒辦法再見面了。」
那種難以面對創傷，難以面對真實歷史，無法面對自己的感覺，竟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寂寞，深沉得讓人難以承受的悲哀。然而，此種無法面對自我的悲哀，是不是經歷文革者的共同心聲？
再過幾天，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〈五一六通知〉50周年紀念日了。世界各地有不少媒體都在探討文革的複雜濾水器選擇面向。但《紐約時報》訪問托馬斯．普倫克斯（Dr. Tomas Plankers）從心理學角度談文革最為經典，他談到了「許多人仍深深掩埋著他們的個人和代際創傷，他們仍保留著一個『內心的極權主義客體』。」
他舉德國納粹為例說：「這個話題真的可以從個體記憶和公共討論中消失。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，那就是它將繼續存在於無意識中。這些主題並不與時間緊密結合。就德國的大屠殺而言，已有很好的證據表明，其心理學後果並沒有在一代人後消失。這些後果在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人身上延續。它們仍停留在文化的某些方面。」
文革50年之際，探討文革不同面向的著作陸續出現。作家胡發雲的長篇小說 《迷冬》即是代表作。他試圖從人性的、文化的底層去追尋文革的根源。然而，他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，發現文革的影響層面太巨大，在那疾風驟雨的年代，即使只是1、2歲的差距，而參與的政治運動不同，整個人的經歷就完全改觀。多少人的眼睛在那風暴中盲目，多少人的命運在那一瞬間沉沒。
然而50年過去之後，還有多少人願意好好回顧，看見自己也看見他者的傷痕呢？
文革50年了，是應該安靜沉思、自我檢省，把「內心的極權主義客體」拿出來檢視的時刻了。不要讓文革的幽靈，繼續在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人的心靈上徘徊。（作者為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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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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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濃是一個典型的台灣知識分子。1945年他從台大醫學院畢業，已經是一個準醫生了。可他不甘心。就像許多日據時代的台灣知識分子一樣，他能夠選擇的不多，醫科是最佳也是最符合家族期望的選擇。但他內心裡有一個人道主義的理想，一直尋求實踐的機會。日本的戰敗，給了他讀到滿洲國的中國情況報告書的機會，他因此認識了另一個紅色的中國，而決定踏上追尋革命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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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時，他是台灣人，又是日本殖民地下的子民，所以有「雙料特務」的嫌疑，被關押了好幾年水塔濾水器，其中有1年多的時間是單獨監禁。那是最難熬的時光，但他都走過來了。我想訪問的是台灣人在狂風暴雨的文革中，那些難以為外人道而且和大陸人不同的故事。
然而幾天後，他給了我答覆：不好做。因為他去問了一些台籍的朋友，人人一想到重新回憶文革，就充滿不堪的記憶。如果要把自己受迫害的遭遇講出來，一定會波及到其他的台灣人。因為文革的時候，是鼓勵人們互相批判、互相出賣、互相攻擊的。唯有台灣人了解彼此的歷史，才能出賣台灣人。
「那一段歷史如果都挖出來講，會變成我被誰出賣，但我也出賣了誰；我被誰誣陷，卻也誣陷了誰。我們台灣人互相揭了瘡疤，打得死去活來。如果都講出來，等於把仇恨再找回來，以後都沒辦法相處了。」江濃舉了一些名人為例，婉轉地說出他們彼此的傷害，很誠實的對我說：「揭開來，大家都很不堪啊！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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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過幾天，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〈五一六通知〉50周年紀念日了。世界各地有不少媒體都在探討文革的複雜濾水器選擇面向。但《紐約時報》訪問托馬斯．普倫克斯（Dr. Tomas Plankers）從心理學角度談文革最為經典，他談到了「許多人仍深深掩埋著他們的個人和代際創傷，他們仍保留著一個『內心的極權主義客體』。」
他舉德國納粹為例說：「這個話題真的可以從個體記憶和公共討論中消失。但這不會改變一個事實，那就是它將繼續存在於無意識中。這些主題並不與時間緊密結合。就德國的大屠殺而言，已有很好的證據表明，其心理學後果並沒有在一代人後消失。這些後果在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人身上延續。它們仍停留在文化的某些方面。」
文革50年之際，探討文革不同面向的著作陸續出現。作家胡發雲的長篇小說 《迷冬》即是代表作。他試圖從人性的、文化的底層去追尋文革的根源。然而，他和許多同時代的人一樣，發現文革的影響層面太巨大，在那疾風驟雨的年代，即使只是1、2歲的差距，而參與的政治運動不同，整個人的經歷就完全改觀。多少人的眼睛在那風暴中盲目，多少人的命運在那一瞬間沉沒。
然而50年過去之後，還有多少人願意好好回顧，看見自己也看見他者的傷痕呢？
文革50年了，是應該安靜沉思、自我檢省，把「內心的極權主義客體」拿出來檢視的時刻了。不要讓文革的幽靈，繼續在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人的心靈上徘徊。（作者為作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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